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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如此多娇
———访深圳大学医学部主任朱卫国

李佳芯 杨春雨

2018-3-26

  


       朱卫国,原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深圳大学医学部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表观遗传调控,侧重于组蛋白修饰调控细胞生物学功能研究,非组蛋白翻译后修饰与功能关联性以及肿瘤细胞自噬。2017年6月,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参与DNA损伤应答的新型蛋白质机器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机制研究”获批立项,获得中央财政经费资助2879万,这是我校首个牵头申报并获得立项的国家级重点专项项目。

醉心表观遗传

    一般而言,南方人的体型相对于北方人的来说总体偏小。这种形态上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人类之间,在南北方的动植物之间也有所体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朱卫国认为,气候是促进这种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这实际上是一种表观遗传现象。“在表观遗传中,DNA序列本身不发生变化,但基因的表达却发生了可遗传的改变。通俗来讲,表观遗传就是受环境影响的一种遗传方式。”朱卫国说道。
  朱卫国对表观遗传的研究并非始于近几年,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国外留学时,就已经参与了多项表观遗传领域的实验,至今已有20余年。从最开始的兴趣使然,到现在成为表观遗传领域专家,朱卫国被表观遗传领域所展示的理论深度、科研前景以及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深深地震撼。他发现,表观遗传可以控制生命体所有的生命过程,犹如一个“司令部”,而“肿瘤细胞自噬”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就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如果能够把表观遗传的成果应用到肿瘤细胞领域,那么完全可以实现彻底消灭肿瘤细胞!”朱卫国感慨道。
  组建实验室后,朱卫国将其课题组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内容扩展到了非组蛋白修饰及细胞自噬对肿瘤发生发展中的机制研究中。在国外多年的研究中,他提出了核苷衍生物(5-氮脱氧胞苷,去甲基化药物)和去组蛋白乙酰化酶抑制剂共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模型,对肿瘤的表观遗传治疗的概念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另外在甲基化诱导肿瘤抑制因子失活的机制研究中提出了“临近位点阻碍说”。在国外攻读博士和博士后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和通讯作者身份独立完成并撰写了十多篇重要科研论文。
  “参与DNA损伤应答的新型蛋白质机器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的机制研究”能够获批立项,正好凸显了深大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强项。“我希望我们深大医学部在这个机制研究上能领先国内甚至国际,对此,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时刻心系研究

     虽然探索充满新鲜感、神秘感,但是过程绝不轻松。“做我们这行是没有周末的,也没有寒暑假,顶多是过年休息上两三天。”实际上,从事科研的人员,他们大多数的精力都集中在实验上,从实验室里出来想着刚做的实验,吃饭的时候也想着实验,就连睡觉前还想着今天做过的实验。朱卫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八九点进实验室,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家。短到花费几天的基础实验,长到花费几个月的种植肿瘤实验。“待在实验室里才是我最舒服的时候,如果不让我做实验,我会难过得不得了。”朱卫国说。
  科研过程中的压力来自于方方面面,除了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等“内部硬件压力”,还有其他科研团队所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朱卫国坦言,科研最大的压力就在于自己的研究被其他科研团队抢先一步发表了论文,这种状况在他的实验室里早已屡见不鲜。有些时候,实验室里的一些年轻成员还会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常沮丧。正因为科研不易,所以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实验成果显得弥为珍贵。曾有人打趣地问他的一名学生:“如果我出价200万买你的论文,你卖不卖?”,但那位学生却表示坚决不卖,出价再高也不卖。“这是他的发现,是一辈子的东西,其价值远远超过200万人民币!”朱卫国说道。
  作为表观遗传领域的专家,朱卫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说大大小小的实验都做过,相关理论研究得也非常透彻了,但他心中一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2000年,朱卫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做肿瘤细胞的相关研究,在一次实验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培养有肿瘤细胞的仪器中单独加入药物A或药物B,肿瘤细胞仍保持活性;不过随着两种药物的一同加入,肿瘤细胞竟都失去了活性。更奇怪的是,如果先加入药物A,再加入药物B,肿瘤细胞失活;还是同样的剂量,只不过改变加入两种药物的顺序,又对肿瘤细胞不起效果!虽然在临床上这两种药物已经得到了应用,并且成功治愈了很多病人,但这两种药物杀死肿瘤细胞的原理一直在困扰着朱卫国。“现在在深大还在带学生做这个,这是我心里的一道坎”谈到这道“坎”,朱卫国叹了口气,眼神中充满了遗憾。他坦言,做研究要想把所有内容全都弄懂,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细胞领域。

甘心坐冷板凳

      朱卫国在日本九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癌症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和ResearchScientist,在国外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比较稳定,有贤妻相伴,还有两个女儿承欢膝下。但其实他一直想回国,因为作为华夏子孙,根在中国。正如其名,虽不能执锐披坚,保家卫国,但他一直希望能回国做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曾两次回国考察。当时国内很多科研机构的条件都比较差,研究经费非常少,科研氛围不浓,回国搞科研的条件很不成熟,因此未能如愿。“当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做研究呢?”2001年,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朱卫国回国参访,发现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研氛围十分浓厚,科研条件跟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善,国内的科研蒸蒸日上,正值用人之际,最终他选择回国。
  “我很想抽时间上课,但是我忙得不得了。”作为医学部主任,朱卫国有着很多行政上的事务要处理,学校并没有为他安排本科教学任务。除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他偶尔也会给研究生讲讲课。“老师授课不能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要不断地把最新的知识教给学生,这样学生走出校门才有竞争力。”在他看来,大学不是要纯粹地教书,更需要科研来带动教学。科学前沿的重要问题往往都是世界性难题,既要靠智力,也要靠专注和毅力。在他眼中,他的学生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只不过还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修为。他认为,“搞科研要坐十年冷板凳”这句警言永远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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